金太阳官网在红都公司大堂内，放置着公司为制作的灰色中山装，其后写着：“1949·胜利者的选择。”在新中国建立的几十年中，红都为从到的历任制衣。

　　是第一位请红都制作西装的中央最高。一个充满意味的服装品牌，也一直参与和见证着中国的变迁。

　　政界始终是红都最忠实的顾客。每年全国期间，红都独家承担为全国代表、政协委员制装的任务，它也是目前北京唯一的国有服装企业。

　　这家名叫红都的公司主营高级服装定制，有8家直营门店，一年营业额3000万元。公司也有成衣品牌，但城市里随处可见的广告中，找不到它的痕迹。

　　红都公司总部位于东交民巷28号，若从地址上看，则有可能出身显赫。不过它真正的特别之处，在于其顾客：包括了从开始的新中国所有最高，以及众多的中央领导们。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上，国家主席身着的深色中山装礼服，就是由红都公司设计制作的。

　　国庆当天，红都公司制装师高黎明一大清早就打开电视，等待典礼直播。当走上主席台时，他一眼就认出自己设计的中山装：其领子稍宽，前襟平挺。他悬了两个月的心才放下了。

　　2009年7月，红都接到为制作国庆阅兵典礼礼服的通知。自“八大”起，红都接到这样的任务，总是确保稳妥完成。

　　在设计礼服时，高黎明考虑到阅兵时间、天气等因素，选用了高织纱花呢，裁剪时将领口加宽立翻，4个兜里也压了层粘胶，使衣服更为平整板挺。高黎明还在缝合衣服下摆时特意加了一个褶，以备阅兵时广场起风，避免衣角上翘与摆动。

　　这样的设计得到了认可。国庆典礼上，其他8位身着西装，的中山装当即引发了海内外媒体对中国着装的解读。而红都，也再次被媒体提及。

　　事实上，这个充满意味的服装品牌，北京市仅存的国有服装厂，也一直充满着特有的敏感比如它在辛亥百年之际推出的“高端中山装”，其样式就是由新中国成立60周年阅兵礼服稍作改动而来。

　　南方周末记者获知，随着辛亥百年一系列事件的到来，中山装正在成为诸多政界人物的选择。2011年全国期间，全国政协李金华便穿着中山装露面。

　　在红都公司大堂内，橱窗里放置着红都为制作的灰色中山装，其后写着，“1949·胜利者的选择。”

　　1956年2月，八大召开前，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，在国际社会引发巨大反响。等在八大筹备中，认为要以苏联为鉴戒，独立思考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道路。

　　当时的中南海制装技师是京城名剪王子清。在北方，这样的技师实属凤毛麟角，更多业界高手集中在“上海滩”。他们大多师出“红帮”，即为“红毛”（洋人）缝制洋服。根据中央办公厅的指示，王子清等人前往沪上，挑选了田阿桐、王庭淼、王富成等12名服装技师进京。

　　12名服装技师被安排住进中南海一个小院里，组成了“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”，专为中央制作服装。他们上午9点上班，下午5点下班，遇到紧急制装任务还会通宵工作。

　　技师们对外统称“中南海工作人员”，日常通信也必须遵守保密制度，外出还要特别批条。他们获知，服装加工部的首要任务，是在八大召开前为设计合体的着装。

　　12名服装技师中，31岁的田阿桐最被看好。其13岁到上海奉化帮学艺，三年后应聘到租界一家英国服装公司，不仅做西装、皮装、旗袍，还做各种时尚淑女装，很快便成为上海滩顶尖裁缝高手，拥有了自己的“田阿桐服装店”。中央办公厅抵沪举行技艺评比时，田阿桐摘得了头魁。

　　半夜12点，工作人员带领田阿桐来到中南海书房。出于安全考虑，他只能站在5米开外“目测量体”。但凭着丰富的经验，田阿桐一次目测成功。

　　根据额头宽，脸庞大，身材魁悟的特点，田阿桐对传统中山装的款式进行了改造。他设计了一种新型衣领，将传统小领改为阔而长的新型尖领，并根据脖子特点将领口增开到46公分。在裁剪上，为突出身材挺拔，田阿桐特地将上衣前阔及后背做得稍宽，后片比前片略长，垫肩稍微上翘，中腰稍凹陷，袖笼也略有提高。

　　对这样的设计非常满意，还特地拍了一张半身标准像。后来，这张标准像被挂上了城楼。1956年9月16日，身穿大尖领中山装亮相八大。

　　八大及的崭新亮相受到了海内外瞩目，习惯从细节寻找寓意的西方媒体将这款改造后的中山装称为“毛装”（Mao suit）。

　　随着新中国国际交往恢复、外交活动增多，中南海也亟需塑造新中国和外交人员的形象。通过周恩来协调，1956年3月至4月，沪上多家西服名店迁往首都，陆续在中南海、外交部、使馆区附近开设西服加工门店，主要服务对象是各国使馆和出国人员。

　　1958年，波纬、雷蒙、造寸等7家迁京服装店合并成立了北京友联时装厂。1966年“”开始时，原东交民巷门店改称为“反帝服装店”，但为方便别国使馆人员前来制装，第二年又更名为“红都”，并沿用至今。

　　“毛装”令田阿桐声名大噪，、周恩来、朱德等也要求田阿桐前往制作中山装。高黎明说，“那是田师傅的时代，中办一来人，厂里人就知道，田师傅又要去中南海了。”

　　时任中央总的是江苏扬州人，田阿桐是江苏常熟人，他们时常用家乡话聊天。有时会问，“小高，你听得懂吗？”高黎明说听不懂，他们便改回普通话。

　　往后，高黎明到中南海去，也会聊一聊，问他工作忙不忙，红都现在怎么样。尽管气氛轻松，高黎明接到制衣任务还是会失眠，一直到穿上才能踏实。

　　自田阿桐时代起，红都设有一个“第六车间”，精心配备十多个工人，机器也从国外进口，以便处理进口面料。首席服装技师层层把关，不仅需要技术高超，还要熟悉的体型、脸型、个性偏好和穿衣习惯。

　　青睐大尖领，对中山装的颜色也只认准灰色。田阿桐为他做的中山装春秋以中灰色为主，冬天以深灰色为主，面料则主要是啥味呢和哔叽呢。在为设计中山装时，田阿桐根据他的身材，将领子减小，领口降低，这样就显得精神。1986年12月19日，田阿桐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说，第一次给做衣服是在1956年，直到现在30年了，但他的体型基本没有变化，也一直沿用老尺寸。

　　红都“保证完成每一次任务”，并以此为豪。其办公楼里多处陈列着中央与服装技师的合影，见证了新中国阅兵、出访和重要会议的召开。他们的制衣史，也成其为中国风云流变的缩影。

　　百年前，孙中山提出废除长袍，尽易旧装，试制出后世以其命名的中山装。1929年，中华政府通令将中山装定为礼服，以之为“推翻帝制”的标识。

　　1971年，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，外交部长乔冠华将率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大。出发前夕，周恩来特别要求：出席正式会议时，中国代表要穿中山装，不要穿西服。红都接到为中国代表团制装的任务，仅用4天半的时间就制装100套。

　　1974年，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，发言阐述“三个世界”的理论时，也穿着田阿桐制作的中山装。

　　1983年2月，与深圳市委、市政府同志座谈。他问道，“你们穿的衣服怎么还是老样子？我赞成你们穿西装，因为你们要同外商打交道。”任仲夷笑着说，“耀邦同志你先带个头穿西装，我们才没有顾虑，胆子才会壮起来。”则回答，下次来深圳一定穿西装。

　　改革开放前，红都不对外营业。但各地政府为分沾“殊荣”，纷纷邀请红都到当地开设连锁门店。到红都门店定装的人须持有省部级以上介绍信，他们多为政界、文艺界名望人士。

　　1985年12月，为顺应改革开放潮流，红都更名为“北京市红都时装公司”，实行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。1993年，“红都集团公司”组建成立，下属全资公司、参股公司等15家。公司成立庆典上，时任全国委员长为红都题词“继承优良传统再接再厉”，时任北京市市长李其炎也到会祝贺。

　　红都不仅延续着为中央领导及各界名流制装的地位，也向普通百姓敞开了大门。1980年代，北京的工资水平多在每月几十元，一套几百元的西服，一般市民仍是消费不起。每当下班时间，红都两千多员工穿着西装或中山装从工厂鱼贯而出，令周围市民艳羡不已。至1990年代，人们的荷包逐渐殷实，慕名者也纷至沓来，红都技师每年的接单量也由百至千。

　　红都独有的身份也带来了数量可观、名利双收的团体服装定制业务。比如1984年为中国重返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队员制装；1999年为50周年国庆阅兵国旗、国徽方阵提供制装，该服装已经被国家历史博物馆收藏。2009年，红都再度为60周年国庆典礼4个群众方阵制作服装，中标金额四百余万元。

　　红都为制装也不再限于中山装等礼服。现任中央在一些非正式会议场合越来越多地穿着休闲夹克，高黎明说，我们在设计这类服装时，优先考虑舒适大方，也会加入一些创新元素。

　　经历近30年转制，红都服装公司是目前北京市仅存的国有服装企业。服装行业市场竞争激烈，改革开放前的老牌子大都销声匿迹，红都则因其独有的历史标签得以创新发展。

　　每年期间，红都独家承担为全国、政协委员制装的任务，会场驻地有专车往返门店。1999年后，红都进入代表驻地服务。

　　在红都做衣服已经是部分代表、委员的习惯，服装技师们也经常见到熟脸。原全国政协孙孚凌、全国政协委员梅葆玖等就是红都的老顾客。2011年全国期间，红都专为服务制作的成衣和定装销售近1600件。这其中，有200余件中山装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红都的定装仍保持着一档2000－3000元的中低端价位，这是为照顾当年持介绍信前来的顾客，诸如老领导、老教授，红都集团副总经理史海燕认为，“他们是红都的老顾客，也是红都得以持续发展的动力。”